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在哪里?
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也就是2500年前，正好是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孔圣人、诸子百家那个时代，非常巧合的是东西方文明在那时候正值相互辉映，虽然他们没有什么交融。但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孔子、老子、孟子、荀子、墨子、庄子、孙子，那时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类思想非常绚烂的一个时代。
那么西方是什么样的呢？古希腊的城堡文化，孕育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和阿基米德这样的科学家。后来经过中世纪的黑暗，中国也是理学家对孔子的歪曲，同样经历了一个黑暗的时代。以后因为马丁?路德引导的宗教革命，解放了人的思想，西方开始文艺复兴，人性的解放，更是一个大的发展，出现了科学巨匠牛顿、伽利略、布鲁诺、达尔文等等，那么应该说西方比我们是非常的幸运的。
因为爆发了工业革命，政治改革、生产力等等获得极大的解放，西方从此强盛起来，从而奠定了近代和现代文明的基础。我们要反思，我们中国的文化怎么了？怎么没有创造近代和现代的文明？而现在我们多个方面———计算机也罢，制造业也罢，包括社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都是大量学习西方。以名字命名的定理、发现、发明，几乎全是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名字，很少有中国人的名字。这一点最大的根源，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
这是一个性质上的差别，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开始更多的是理性思考，至于孔子、老子他们的学说等更多是感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孔子的一些理论，如中庸之道、仁者爱人、有教无类，这些都是更接近感性的一些结论。还有一些政治主张，如老子的无为而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即小小即大……虽然是辨证的但多是感性的。而作为西方的哲学发展史来讲，即便是宗教，从它教会学校的课程来看，除了神学之外，还有算学、天文学、逻辑学，还有艺术、美学等等。大家知道，天文学是讲究实证观测的，必须有实际根据；逻辑学是讲究推理的，严谨严密的推理。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就是建立在实证、实验、严谨的推理、归纳、逻辑分析、数据统计、概率统计等科学方法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东方人更多的是感性思维，西方更多是理性思维。我们这个民族从血液上或者从DNA上更多的是浪漫主义，较少的是现实主义。我们在经营、生活、教育、科研等更多相信自己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有时往往是错误的、有偏差的。自然科学要讲究实证考察，我们都听过科学家严谨探索、追求实证的故事。为了一个数据，为了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他们千百次地试验，不怕枯燥、辛苦的生活。
科学是真正的东西，是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类一种不停的探索、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绝对不是金钱能够诱惑能够引导的。有人说搞技术开发是为了钱，那这个人绝对不是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反过来说，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公平公正，如果牛顿、爱因斯坦、布鲁诺、伽利略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话他们都是亿万富翁。
自然科学要严谨、要实证。那么剩下的科学呢？社会科学呢？我们说更需要严谨，更需要实证。大家知道社会调查公司，他们发出上万甚至几十万份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进行概率分析，才得出一个战战兢兢的结论，还不敢说100%的结论。有的同志碰到一些事，他就说100%怎么样，绝对怎么样，我敢拿命赌怎么样，这在科学家或真正的社会科学学者的耳朵当中，都是疯狂的。实际上越是社会科学，它的离散性越强，它的严谨程度越高。不严谨不理性的社会行为，造成的结果都是毁灭性的灾难性的。
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这个疯子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要全部毁灭，所以几百万犹太人葬送他手；他还认为，我一个德国就能够打败英美，打败整个欧洲，就能够打败苏联。这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战役一个局部的战争，根本不能扭转它已经从客观规律上注定要失败的命运。但是就因为这样一个狂人的不严谨，葬送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包括我们“文革”当中的“大跃进”，我们所谓的困难时期，都是一种不科学、不严谨的思维方式造成的。比如SARS，如果科学严谨地对待它，就不会在全国蔓延。当然经过这些以后，我们就更加严谨，更加科学。
具体到我们的工作中,我用两个理论来说明科学思辨在工作生活中的作用.
a) 灯塔理论
在这儿有个旋转的灯塔，在这个角度上这个人看的是耀眼的亮光；而背面另一个人看是黑暗的；这两个人之间的人看到的是微弱的光。站在不同海拔高度的人，有的看成是朝下的一条光路，有的看成是朝上的一条光路。正常视力的人见到正常的光，那么这儿还有一个弱视的人，他见到的是星星点点的光、模糊的光；这个人是色盲，本来是红色的光他看成是绿色的光；这个人带了一个蓝色的眼镜，看到的这个光是蓝色的。
由此看来，同样一个灯塔同样一束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不同的感觉。我们记得盲人摸象的故事，有人说是一个柱子，有人说是一个蒲扇，就是一个明眼人能够客观的说出来是大象。对灯塔光线的感觉，只有当一个人转一圈、跑一圈，或者从不同角度高度的人用无线电跟他联系时，他才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否则，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片面的局部的。
所以消费者来到我们店里来说要100升或120升产品的时候，说我们的产品贵的时候，说他没钱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相信他了吗？他自己知道自己说什么吗？有的时候你自己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那么说？
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看到的感觉到的讲出来的，很大一部分有可能是失误，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夫妻吵架，朋友反目，同事争执了。旁观者看得很清楚，说这两口子没事找事，结果旁观者回家又会演出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的祖先天天凑在一起玩闹、游戏，本能地聚在一起，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不能和平相处？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感官了，有太多的认知了，有太多的思想了，有太多的表达了，使得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被偏见阻挡了，沟通难了。
所以只有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动态地去看问题，才能真正看清事物的本质。必须客观地、有所保留地描述这种事实，绝对不是那种100%的那种描述，而且要去伪存真、综合分析，这就是一个科学观察、分析的过程。
b)抛石理论
这是一块抛出去的石头，观察者A，观察者B，观察者C，观察者D。每个人视角都这么窄，而且就在这么一段时间内观察，在第一秒看到它，在第二秒看到它，在第三秒看到它，在第四秒看到它，每个人说的位置不同，时间也不同。只有这个观察者E是站在更远一点更高一点的位置看，他的视角要大一些，他说石头是在那个位置，在那个方向延伸到那里去，而且他还能预测，他到下一秒钟会在这儿，再一秒钟它会在那儿。
但是大家注意了，本来按着抛物体的运动规律，他可以算出这个石头的轨迹，它落地的时候，它必定会落到这儿。但是，还是不能这样绝对地下定论，也许是一股风吹偏了方向，也许是另外一块石头正好在这儿撞上它给它一个外力改变方向，使它偏离原来的轨道。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有全面的、科学的、留有余地的态度，来看待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的事业发展，不要过分的主观。
在学校里我们很少学到用统计、归纳、综合、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国外在中小学时就有一门选修课——《科学的方法论》或者《科学的学习方法》、《科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很多做思想工作的同志，不见得已经掌握了这种规律，能够全面的、系统的、平和的方法来看问题。
事实上，我们无论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家庭之间，百分之九十几的结论、矛盾、冲突和怨恨都属于冤假错案。大家想想，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劝解别人吵架时绝对不是纯粹因为与人为善，而是确实看到了有些人思想太偏太狭隘，因为一点很小的事就打起来，甚至是没事干，吃饱了撑的。
可是我们自己一旦成了当事人之后，绝对又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而且又绝对不认为是这样：我没错；就凭我多年的经验，他是一辈子跟我过不去；他就是看不上我；他就是想占我便宜；他就是想治我，想整我。两口子之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就经常制造不少这样的冤假错案。所以如果我们缺乏理性思维实证、综合考虑、系统考虑、科学思维、科学的方法，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就是混沌的，我们的结论90%以上就会是荒谬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勇于怀疑自己、改造自己和超越自己。
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
英国译学界的名人
英国译学界的名人
英国译学界的名人[1]
张美芳
（中山大学，广州 510275；澳门大学，澳门）
前言：本文作者于2002年下半年到英国访问，期间访问了英国多个设有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大学及其翻译学科的领头人，其中包括：曼城理工学院的蒙娜·贝克 (Mona Baker, Umist)； 萨里大学的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Surrey University)； 赫瑞沃大学的伊恩·梅森 (Ian Mason, Heriot Watt University)；米道士大学的科思婷·曼可尔(Kirsten Malmkjaer, Middlesex University)；艾斯顿大学的克里思汀娜·沙伏讷 (Christina Schäffner, Aston University)；伦敦大学学院的逖奥·荷曼斯 (Theo Herman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帝国学院的马克·撒特威 (Mark Shuttleworth, Imperial College); 萨里大学的杰瑞米·曼迪 (Jeremy Munday, Surrey University)。遗憾的是，虽然笔者在英国期间曾跟闻名世界译坛的英国华威大学副校长苏珊·巴斯纳 (Susan Bassnet, Warwick University )在网上联系过，并准备前往访问她，后来却因她临时有出国任务，我们见面的计划未能实现。
上述学者是活跃在英国译学界的精英分子，也是国际译学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一部分著作已在中国出版，例如Newmark的《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与《翻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Baker的《换言之——翻译研究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Hatim 和 Mason 合着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Bassnett 和 Lefevere 合着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等；而他们的新作更是逐渐成为世界各地翻译研究生的必读或常用书籍，例如Mark Shuttleworth 的《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Jeremy Munday的《翻译研究入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 Hermans的《翻译研究体系——解释描写途径与系统导向途径》(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等。
通过跟英国译学界名人的近距离接触，本文作者不仅了解到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奋斗足迹及雄心壮志，还了解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方面。他们的工作与成就跟英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及其所在的机构代表了英国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最好水平。因此，笔者希望与各位读者分享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成果，让读者对这些名人（可能是读者心中的偶像）有多一些了解。
Mona Baker
Mona Baker是英国翻译研究界的女强人，也是世界翻译学界的著名人物。她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翻译研究、翻译教学与指导翻译研究生、组织出版各种翻译专着。
Mona Baker是埃及人，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前从事阿拉伯语/英语之间的专业翻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取得翻译硕士学位，之后在该校任教翻译及语言学课程，并任柯林斯伯明翰大学国际语言语料库（COBUILD= Col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一个子项目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在已出版的COBUILD词典的基础上，负责设计一系列双语词典。在伯明翰大学读书和工作那几年为她后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成名之作（也是她的第一本着作）《换言之——翻译研究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2) 是她在伯明翰大学任教期间完成并出版的，当时的编写目的是为译员培训提供一个有步骤、有系统的教学模式，结果此书成了世界各地不少大学的翻译教科书。该书自1992年问世以来已重印6次，并在中国再版一次。此外，在此期间她还与人合编了《语篇与技术——纪念约翰·辛卡拉》（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1993）一书。
自1995年以来，Mona Baker一直任曼彻斯特科技大学教授及其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该研究中心是英国最活跃的一个翻译研究机构，有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几十人，她自己所带的博士生共1人（7人已毕业，7人在读），来自世界各地。中心几乎每周举办翻译研讨会，邀请英国各地的翻译学者做讲座，由Mona Baker亲自主持，听者除本校教师学生外，还有不少来自英国各地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本文作者亲身参加了其中一次研讨会，会场座无虚席，提问踊跃。该中心拥有一个相当大的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并研制了半自动化地处理这些资料的软件。到目前，该语料库总容量达1000多万字。语料库收集的主要是小说和传记，也有新闻和旅游类的小型子库。
作为该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着这个大型的翻译英语语料库，Mona Baker 目前的研究兴趣之一就是利用语料库研究各种翻译的特点，包括研究译本的特征以及不同的译者的文体与风格。我们曾专门介绍过她利用语料库调查译者的文体的方法。她的另一研究兴趣是，从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笔译与口译问题，这也是她目前正在编写的《跨文化接触中的语用问题给翻译理论的启示：实践与研究》（The Pragmatics of Cross-cultural Contact: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一书的主题，该书将由著名的出版社Routledge出版。
Mona Baker 是一位聪明能干、有思想、有远见、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她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所领导的一个翻译研究中心所取得的成果，她有更远更大的抱负，那就是推动全世界翻译研究不断向前发展，领导翻译研究的潮流。她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1995年创办了圣·杰伦出版公司 (St. Jerome Publishing)和创办与主编《译者》(the Translator) 杂志。圣·杰伦出版公司是Baker的家庭出版公司，办公室就设在他们家里，出版方面的事务由其丈夫Baker先生主持处理。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出版了几十种翻译研究专着，其中不少已成为世界各地大学翻译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为了要推出高水平的作品，推广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成果，推动此领域研究的发展，该公司还出版了《翻译研究摘要》(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 和《邂逅》(the Encounters) 系列丛书，前者为翻译研究者提供翻译研究的最新信息，后者的范围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方方面面。
在组稿的过程中，Mona Baker还特别注重挖掘与扶助年轻有为的学者，让他们有地方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翻译研究词典》（1997）的主要编著者马克·萨特威 (Mark Shuttleworth) 对本文作者谈起Mona 时就特别感激，因为该词典从设计到包装出版整个过程中，Mona Baker都起了指导的作用,可以说，词典的问世与作者的成名都跟Mona Baker息息相关。
圣·杰伦出版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出版物《译者》(the Translator) 自1995年问世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投稿者，被广泛认为是一份高水平的翻译研究刊物。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大多是翻译界的知名人士，如Ian Mason, Lawrence Venuti, Dirk Delabastita, Marianne Lederer, Maria Tymoczko, Juliane House 等。然而，圣·杰伦出版公司和《译者》杂志的成功诞生与发展，其关键人物还是Mona Baker。她不仅有能力有理想，还有丰富的编辑与交际经验：主编了《翻译研究百科全书》（1998，2001）；她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做翻译研究讲座，讲座的同时也广泛地接触世界各地的翻译研究者，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计划。
现在，Mona Baker 又在设计着另一个大宏图：成立一个世界翻译研究组织，暂名为“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顾名思义，该协会的会员将是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方面的学仁，因而有别于国际译联。该协会的第一次会议将于2004年8月12-14日在汉城召开，到时将宣布“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正式成立。
Peter Newmark
Peter Newmark是英国翻译研究界的元老，现为英国萨里大学（Surrey University）的教授。他在其成名之作《翻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说在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界几乎人人皆知，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翻译教科书》（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成了世界各地许多大学的翻译教材或参考书籍。虽然他后来的几本书如《关于翻译》(About Translation)《翻译研究散论》(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等未能引起较大的反响，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英国翻译界的地位。
Newmark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长者，他在跟人交谈中会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态度。记得笔者应约前往萨里大学翻译中心与他见面时，他送给笔者几本近两年出版的《语言学者》(the Linguist)杂志，每一本杂志里面都有他的文章，于是笔者赞叹道，“Newmark教授，您仍然不断地出文章，真令人钦佩！” 他马上认真地说，“我不喜欢你用仍然(still)一字，因为‘仍然’的含义是我老了，还在写东西。其实在学术上年龄永远不是个问题。”
也许是由于Newmark教授不服老的性格，也许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年近九十高龄的他现在仍然给萨里大学的翻译研究生上课，每周一学时。此外，他还经常为英国《语言学者》撰稿，该刊物中有他的专栏“今日翻译”(Translation Now)。笔者问，“您退休多年了还不断地给学生上课，是因为您喜欢学生？还是因为您喜欢教书？”他回答道：“我喜欢解释事物。”在他看来，分析和解释是翻译理论的主要任务，“翻译研究，翻译理论，或翻译学，不管人们如何称呼，我认为，此学科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其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译者明白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Newmark，2002, 41, 2: 62-64)。
Newmark时时关注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关心着每一本新书的内容，留意着翻译学者的言论，而且不时地加以评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 “今日翻译” 专栏撰文对Lawrence Venuti编辑的《翻译研究读者》(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2000) 一书进行评论，他肯定了该书编辑者所做的贡献，但也认为编者在概述中使用过多术语，并批评该书所选辑的29篇文章中，“有太多关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东西……”[3]。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明显表示反对Susan Bassnett关于重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建议，他说，“ Susan Bassnett 是一位有学识、有创新意识的聪明作者，但是我很难认同她关于翻译与艺术方面的观点，因为她把这二者都看作是一种时尚，像一种民族文化那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最近一次讲座中她表示完全赞同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英语，理由是莎翁的很多作品已变得过时难懂。……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用现代语言写成的，任何人想将其‘现代化’都有可能歪曲它，也会损害原来的意义和优美的语言。真正要更新的是我们，而不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不朽的” (2002, 41,1:30-32.)
这就是Peter Newmark,永不服老，永不言退，永远保持着饱满的批评精神。
Susan Bassnett
Susan Bassnett是世界译坛的名人，现任英国华威大学 (Warwick University) 的副校长，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她年轻时曾在欧洲几个国家接受过教育，此教育背景使她掌握了多种语言，深入了解多种文化，这为她后来的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的学术生涯从意大利开始，后来到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英国华威大学任教至今。她的研究范围包括：翻译研究、女性戏剧、女性作品、拉美文学、游记、英国研究。虽然Susan Bassnett因担任副校长要职而政务缠身，而且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演说，但是她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任教的课程包括“翻译研究入门”、“文化转换问题研究”等。
她的成名著作《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1980)已再版三次，该书到现在仍然是翻译学界一本权威性的著作。她在书中描述了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比较分析的范例，探讨了翻译诗歌、戏剧和小说的不同的翻译策略，从中说明翻译理论和比较分析可以影响翻译实践。此外，她在书中精辟地论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二者相互作用，使彼此的生命延续不断。就像外科医生做心脏手术时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身体组织一样，也不能忽视文化的因素。（1980: 14）
Susan Bassnett认为，翻译并非次等的或派生的体裁，而是社会机构 (包括教育系统、艺术机构、出版公司、甚至政府部门) 中的一种主要的文学工具，这一工具可用来“摆布”某一个社会，从而建设一种该社会所需要的文化。例如，教堂会付钱给人翻译圣经；政府会支持翻译民族史诗；国王会赞助翻译关于征服英雄的书籍；社会政体会资助翻译关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文献。由于她和她的其它同事的这种“摆布”论点，1985年出版的由Theo Hermans 编辑的论文集，起名为《文学摆布》(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书名正是编者给Susan Bassnett等一班学者（摆布派）的雅号。
在过去二十多年，Susan Bassnett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断地架起接通各个研究途径的桥梁，并提出了连接其它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呼吁。1990年，她有创见地建议，翻译研究应“转向文化研究”[5]。随着她和Andre Lefevere二人合作编辑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的问世，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突破：翻译研究正式转向文化研究。到了九十年代后期，Bassnett和Lefevere二人合着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出版，Susan Bassnett在第八章<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一文中指出，在过去三十多年，翻译学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可提供给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探讨跨文化交流时作参考。目前文化研究的重点问题是权力的关系和文本的生产，而翻译研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已不陌生。另外，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到翻译所涉及的编码和译码过程，一定会更有成效，因为在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可以举例说明片言只字 (fragments) 是如何生存，会出现哪些游离分子 (wanderings)，离乡背井的文本如何受到外国人的接受。翻译研究应该从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翻译研究已经作出了文化转向，现在该是文化研究朝翻译研究转向了。Bassnett最后呼吁，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多方面的资源，扩宽研究领域，开辟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时代，从而迈进一个有不同声音、有多种见解的新领域——跨学科研究。
（后记：笔者未能如期到华威大学访问Susan Bassnett。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华威大学网页、Bassnett的著作、和笔者过去介绍Bassnett新书的文章：翻译与文化建设——介评巴、拉合着的新作《建设文化--文学翻译论文集》，载《中国翻译》1998（6）：35-38。）
I. Mason & B. Hatim
Ian Mason 与Basil Hatim 是学术上的好伙伴。两人第一次合着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一炮打响，此书被誉为“经典的翻译研究教材，向读者展示了如何把现代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见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Catalogue）。几年后，他们再次联手推出了《译者即交际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1997），此书同样引起世界翻译学界的积极反响。现在，这两本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大学翻译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
2002年圣诞节前夕，Mason教授在爱丁堡的家中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的家住在爱丁堡市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两层楼大屋子里，宽敞的客厅里已充满圣诞的气氛，约四米高的圣诞树矗立在五米高的客厅的一角，树上挂满了闪闪发亮的彩带和彩球。爱丁堡的冬天非常寒冷，Mason教授不久前患了肺炎，见笔者时仍然不时地咳嗽，但是一讲起翻译研究他就精神奕奕，一点儿也不像是个大病初愈的人。
Ian Mason 是Heriot-Watt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院长，口译与笔译领域的主任教授，苏格兰口译与笔译研究中心主任。早在1970年他就开始从事翻译教学工作，因此他自豪地说，他是英国最老资格的翻译教师之一 (据他说，另两位老前辈是Peter Newmark 和Peter Fawcett)。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他一直在Heriot-Watt大学任教本科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法语语言学等课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该大学设立了翻译研究课程，于是他的教学重点转向研究生教学，主要是任教翻译研究、口译理论与实践、语篇与翻译研究等课程。目前，他是语言学院翻译博士研究生课程的主要负责人。
Ian Mason说他的父母都是英格兰人，但他自己是在苏格兰出生，所以他把自己视为苏格兰人，然而，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完全没有苏格兰口音。是因为他那悦耳的口语使他走上口译之路？还是因为长期从事口译实践与研究而练就了一副硬本领？他笑着说，是二者兼而有之。翻开Mason 的著作目录，我发现其中大多数跟口译、对话等问题有关。他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翻译的各层面的互相作用问题研究 (包括设计译文对话者、对话翻译中的礼貌问题等)。
Basil Hatim 也是Heriot-Watt大学的教授，自1980年加盟该大学的翻译教学队伍时起一直与Mason 共事，1999年他留职停薪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大学任教。1981 Hatim在英国Exeter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语篇语言学”。他在Heriot-Watt大学期间（1980-1999），曾任翻译硕士课程（英语/阿拉伯语）主任，任教翻译理论、语篇分析、语义学、语用学等课程，自1986年以来，任博士生导师。Basil Hatim 目前在阿联酋美国大学英语系教授，是本科与研究生英语/阿拉伯语课程的负责人。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修辞学、语篇语言学、翻译研究。虽然Hatim现在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阿联酋美国大学工作，但他仍然为Heriot-Watt大学指导着近十个博士研究生，据说，按协议他的研究成果（专着、论文）仍然全部记在Heriot-Watt大学的成果本上。
Hatim 和Mason这两位著名学者现在依然是马不停蹄地为翻译教学与研究而努力工作。Ian Mason肩负繁重的行政工作与教学任务，他的著作还是依然不断问世：除了一大批有关口译和笔译的学术论文外，还主编了《译者》特刊“对话翻译研究”（1999，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主编《三方交际：对话翻译研究》（Triadic Exchanges – Studies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2001，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Basil Hatim 发表了大量有关语篇与翻译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跨文化交际》(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1997)、《翻译教学与研究》（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2000）两本很有影响的书，现在他正与Jeremy Munday 联手编着一部新的翻译研究用书，将由Routledge出版。
Kirsten Malmkjaer
Mona Baker 曾告诉笔者，Kirsten Malmkjaer 是她的硕士导师，是她在翻译研究征途上的第一位引路人。由此可见Kirsten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但是她是一位很低调的人，不大喜欢讲自己，更不会向人炫耀自己是Mona Baker的老师。由于笔者在英国访问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她所领导的伦敦米道士大学翻译学院做访问教授，跟他她有很多的接触，因此对她还是有较多的了解。
Kirsten Malmkjaer她是丹麦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英国求学，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英语和哲学，1981年以头等优秀的成绩取得学士学位，因而她在本科毕业后直接成为伯明翰大学语言与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1984年获翻译研究哲学博士学位。1985至1989年在伯明翰大学任教，1989年转往剑桥大学英语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工作，曾任教语义学、语用学和翻译研究等课程，并担任该研究中心的英语与应用语言学哲学硕士(Mphil)课程主任。1999年，她受聘于英国伦敦米道士大学，成为该大学翻译学的主任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自到伦敦米道士大学任教以来，Malmkjaer全力以赴，开创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新天地：先是创立翻译本科和研究生翻译学位课程，从2001年开始招生；继而在2002年建立了米道士大学翻译学院。目前该学院的本科生中有近三十人来自中国（香港），研究生中也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她还主持该学院的企业性的翻译活动，并组织学生参与专业翻译者的翻译项目中实习，从中提高翻译能力。她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已成功地带出了一大批翻译硕士和博士。她任教的课程包括：翻译入门、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文本与翻译、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翻译质量问题、翻译研究途径、翻译研究方法等。
她有丰富的编辑经验，主编了《语言学百科全书》（The Linguistics Encyclopaedia. 1991/2002），《翻译与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与翻译》（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1998）；与人合编了《语言与理解》（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1994）和《第二语言习得：表现与能力》（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1996）、《语言学习与语言理解的语境》（Context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Understanding 1998）等多本着作。她曾任由Mona Baker 主编的《译者》(the Translator)杂志的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2001），现任翻译界闻名的《目标》（Target）的编辑。由于她在翻译研究方面资格老，经验丰富，因此一直是英国很多设有翻译本科/研究生课程的大学的校外考试官和答辩委员会委员。
尽管Malmkjaer在工作上和学术上肩负着多重责任，她仍然努力做一个好母亲，好主妇。她的家住在剑桥，从剑桥开车到伦敦米道士大学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但为了三个孩子能继续在好的学校读书，她心甘情愿地在上下班的路上开几个小时车，赶几百里路；为了弥补工作忙而对家人照顾不周，每个周末她总是亲自入厨房，给全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她的同事朋友羡慕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她的家人为她的学术成绩而骄傲。
Christina Schäeffner
我国读者也许较少听到Christina Schäeffner的名字，其实她是英国翻译研究界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现任英国艾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的高级讲师，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翻译研究生课程主任；同时她还担任欧洲翻译研究学会的秘书长。
Schäeffner 1977年在德国里伯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该大学翻译系任教；1982至1992年在里伯兹萨克森艺术及科学学院做研究，研究范围包括政治话语、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1992年到英国艾斯顿大学任教至今。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研究（德语/英语）、语篇语言学、批评性语篇分析（侧重政治语篇）、隐喻研究（侧重研究政治语篇中的隐喻翻译问题）。
Christina Schäffner是德国人，又是在德国受的教育，因此自然地走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路线。我曾旁听过她的课，发现她对功能学派的理论（例如目的论、翻译行动论、类型学等）了如指掌，对Christiane Nord, Katharina Reiss, Hans Vermere，Justa Holz-Mänttäri, Hans Hönig等翻译理论家情有独钟。她十分认同功能派的观点，“翻译就是为目的语境中的某一目的和特定的受话者生产一个适合目的语环境的语篇”（Vermere 1987:29）。
我曾问她：你如何看英国学者（例如Hatim & Mason）的语篇分析翻译研究途径和德国学者的语篇语言学途径？她的回答是，如果要做比较的话，Hatim & Mason 主要是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德国学者也运用Halliday的一些理论，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把德国语篇语言学家Sandig, Werlich, Brinker等人关于语篇类型学的理论运用于翻译中的文本类型、语篇体裁、以功能为基础的语篇分类等方面的研究。我问，你的研究涉及Halliday的理论吗？她说，我的研究主要是以德国学派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但也运用以Halliday关于语篇体裁的理论，描写翻译理论对我也有影响（例如规范概念）。此外，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理论也渗透到我的研究之中、尤其是在我对政治话语的分析之中。
艾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于1997年设立本科翻译课程和研究生翻译研究课程。Schäffner是研究生翻译课程主任，她自己现有5个硕士研究生和4个博士研究生，她在整个翻译研究课程中担任主要的教学工作，所任教的研究生课程包括“翻译研究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和“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她任教的本科生课程有：“翻译入门：概念与方法”，“翻译导向的文本对比与文化比较”，“当代译论”，“高级翻译”，“专门翻译”等。她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教师，在课堂上常运用功能翻译理论对广告、公共牌示、产品说明书等目的非常明确的双语文本进行分析，深入浅出地把功能翻译理论的要旨传授给学生。她与同事合编《培养翻译能力》（2000）一书，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翻译能力包括六个方面：相关的语言能力、文化理解力、语篇组织能力、专业知识、查阅能力、（语言的）转换能力”。她说，翻译教学，尤其是翻译实践课，应该把这六个方面的能力作为目标。
尽管Schäffner身兼几职，会议多、文件多，但她在2002学年度第一学期每周还要教课9个学时（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我问她：你除了教学，做行政工作，又担任其它学术组织的工作，还要做研究，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她这样答：从理论上说，英国大学里的每位教师都是身兼多职的。我自己的时间大致是这样分配：教学占百分之五十，行政和科研各占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时间的具体分配并不是均衡的，因为周日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上课和处理行政事务，而周末和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研究。
Jeremy Munday
近年来，Jeremy Munday在英国译学界崭露头角，其著作《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2001)一问世就得到译学界的广泛关注，英国多所大学的翻译研究生课程都把该书列为必读书目,著名翻译理论家Andrew Chesterman 在《译者》2002年第一期发表评论文章（2002），高度评价这一新作，认为该书再次证明，翻译研究已逐渐奠定其跨学科的地位。
Munday于198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主修现代语言（西班牙语和法语）。大学毕业后十年，曾在西班牙和布鲁塞尔等地任教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同时做兼职翻译，取得实践经验后于1992年重返校园，次年在利物浦大学获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1997年在英国布拉福（Bradford）大学取得翻译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自2000年开始在萨里（Surrey）大学工作，在该大学的翻译研究中心任教翻译研究生课程，同时任西班牙系主任，这一职务使很多人误以为他是西班牙人，或认为他至少是在西班牙长大。其实，Munday 是地道的英国人，说一口标准的英国英语。不过，人们的估计也没有完全错，因为他的妻子是西班牙人，按中国的传统说法，他应该算是半个西班牙人了。
书架上摆放着多种语言的书籍：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说，前三种语言他能运用自如，但后两种只能阅读。他着有三本西班牙语/英语对照词典（1995，1996，1996），另参与编写多本法语和西班牙语词典。他的译作包括《拉丁美洲短篇小说》(The Picador Book of Latin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98)，其中两篇译文曾在英国电台三台播放。1997年，他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款翻译委内瑞拉的代表性文学作品。
Munday 是一个跨学科的具多方面才能的研究型学者，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翻译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语言学、文学研究。其博士论文《翻译系统：机助系统分析Garciá Márquez 译文》（1997）就是他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语料语言学对文学翻译作进行研究的综合体现。近年来，他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语言学相关的论文，例如“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主位问题研究”（1998），“利用功能语言学研究翻译”（2000），“寻求翻译对等：基于语料库的研究”(2000) “翻译中的系统：描写翻译研究的一个系统模式”（2002），和准备发表的“2002世界杯报道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情态成分比较分析”。
一个典型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爱家的男人。笔者访问Munday时（2001年11月），他的女儿才六个月大，其桌面上摆放着的女儿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全家福。一说起女儿他就眉飞色舞，陶醉其中。不过，爱家跟爱做研究并没有必然的冲突，尽管他肩负行政与教学的重任，他的研究成果依然源源不断。他和Basil Hatim 合着的《翻译：高级资源全书》（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已脱稿，此书将由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我们期待着早日拜读此两位著名学者联手合着的新作。
Theo Hermans & Mark Shuttleworth
Theo Hermans是伦敦大学学院荷兰语与比较文学系的教授、系主任，并兼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亚非文学中心副主任；Mark Shuttleworth是英国帝国学院翻译研究理学硕士课程主任。前者的研究重点是文学、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有人称他为DTS（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后者的研究重点则是翻译技术、翻译术语研究和语料语言学；前者富有经验、远近知名，后者则年青有为，在译学界崭露头角。
Hermans于1996年提出“翻译的另一声音”（TRANSLATION'S OTHER ）这一概念以解释翻译中的译者的声音（Mona Baker解释为“译者的文体” ）.“Other”这一概念已成了Hermans在翻译研究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他已有十多部著作问世，其中较为译界熟悉的有：1985年主编的《操纵文学》(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和《二手货》(Second Hand) ，1999年出版的《翻译研究体系》(Translation in Systems)和其主编的《跨文化侵略》(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2002)。《翻译研究体系》一书由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可以说这是Hermans在翻译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他在书中对过去30余年描写翻译研究（DTS）做了全面的概述与评价，从追溯DTS的起源到发展，从介绍DTS各家各派的学说到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从分析DTS受到的批评到对其走向的预测，脉络分明，条理清晰；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描写翻译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该书反映了作者对翻译研究领域的深刻理解及广泛了解，也体现其极强的分析能力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由于Theo Hermans任荷兰语系主任一职，因此很多人认为他是荷兰人。其实他是比利时人，妻子才是荷兰人。他在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 取得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此外，他近年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亚非文学中心任副主任，积极开展翻译研究活动。
Mark Shuttleworth的名字随着他的《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的问世而渐为人知。此词典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翻译研究工具书，所收集的翻译研究术语较全较新，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每个术语放到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解释，从其首次出现到后来的发展过程，都一一列明出处。此外，编著者还对不同的流派及其观点进行评论并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文献。相信翻译研究学生和教师都能从中获益。
Shuttleworth是一位实践型的年轻人。《翻译研究词典》出版时，他还是理致大学(Leeds University)的俄语和翻译理论教师，是该大学的机器/机助翻译研究生课程中的骨干分子，此后不久他受聘到帝国学院，为该学院设立了一个翻译研究理学硕士课程(Msc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主要研究翻译技术及科技与医学翻译。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专门领域的翻译人才，其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翻译技术。翻译技术包括几个方面：（1）机器/机助翻译；（2）翻译记忆系统；（3）术语管理系统；（4）软件使用。笔者曾两次登门访问他并在语言实验室看他演示使用翻译记忆的软件系统。他给笔者的印象是，科学思维，办事认真。
本文所介绍的两位学者风格迥然不同，研究重点也不一样，他们之间似乎毫无联系，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呢？原因是，去年十月，帝国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可能合并的消息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在两校的网上发布，闹得甚嚣尘上。对于合并，伦敦大学学院上上下下都表示反对，因为怕给财雄势大的帝国学院吃掉。而本文作者分别问Theo Hermans和Mark Shuttleworth对两校合并的看法时，两位不约而同地表示非常希望合并，准确地说是希望借两校合并之机跟译学机构合并，与译学界同仁携手共事，资源共享。
虽然由于伦敦大学学院教职员工的反对，官方构思的两校合并计划暂时搁置了，但是Hermans和Shuttleworth仍然希望跟对方合作，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对方的长处，他们都十分明白，双方的合作将是强强联合，相得益彰。
[1] 此次访问英国几所大学，得到美国岭南基金的资助；文中所涉内容得到所访问的学仁的同意，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载《中国翻译》2003 （4）：49-54。
作者简介：张美芳，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联系方式：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大学英文系
英国译学界的名人[1]
张美芳
（中山大学，广州 510275；澳门大学，澳门）
前言：本文作者于2002年下半年到英国访问，期间访问了英国多个设有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大学及其翻译学科的领头人，其中包括：曼城理工学院的蒙娜·贝克 (Mona Baker, Umist)； 萨里大学的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Surrey University)； 赫瑞沃大学的伊恩·梅森 (Ian Mason, Heriot Watt University)；米道士大学的科思婷·曼可尔(Kirsten Malmkjaer, Middlesex University)；艾斯顿大学的克里思汀娜·沙伏讷 (Christina Schäffner, Aston University)；伦敦大学学院的逖奥·荷曼斯 (Theo Herman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帝国学院的马克·撒特威 (Mark Shuttleworth, Imperial College); 萨里大学的杰瑞米·曼迪 (Jeremy Munday, Surrey University)。遗憾的是，虽然笔者在英国期间曾跟闻名世界译坛的英国华威大学副校长苏珊·巴斯纳 (Susan Bassnet, Warwick University )在网上联系过，并准备前往访问她，后来却因她临时有出国任务，我们见面的计划未能实现。
上述学者是活跃在英国译学界的精英分子，也是国际译学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一部分著作已在中国出版，例如Newmark的《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与《翻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Baker的《换言之——翻译研究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Hatim 和 Mason 合着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Bassnett 和 Lefevere 合着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等；而他们的新作更是逐渐成为世界各地翻译研究生的必读或常用书籍，例如Mark Shuttleworth 的《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Jeremy Munday的《翻译研究入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 Hermans的《翻译研究体系——解释描写途径与系统导向途径》(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等。
通过跟英国译学界名人的近距离接触，本文作者不仅了解到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奋斗足迹及雄心壮志，还了解到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方面。他们的工作与成就跟英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及其所在的机构代表了英国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最好水平。因此，笔者希望与各位读者分享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成果，让读者对这些名人（可能是读者心中的偶像）有多一些了解。
Mona Baker
Mona Baker是英国翻译研究界的女强人，也是世界翻译学界的著名人物。她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翻译研究、翻译教学与指导翻译研究生、组织出版各种翻译专着。
Mona Baker是埃及人，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前从事阿拉伯语/英语之间的专业翻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取得翻译硕士学位，之后在该校任教翻译及语言学课程，并任柯林斯伯明翰大学国际语言语料库（COBUILD= Col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一个子项目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在已出版的COBUILD词典的基础上，负责设计一系列双语词典。在伯明翰大学读书和工作那几年为她后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成名之作（也是她的第一本着作）《换言之——翻译研究课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1992) 是她在伯明翰大学任教期间完成并出版的，当时的编写目的是为译员培训提供一个有步骤、有系统的教学模式，结果此书成了世界各地不少大学的翻译教科书。该书自1992年问世以来已重印6次，并在中国再版一次。此外，在此期间她还与人合编了《语篇与技术——纪念约翰·辛卡拉》（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1993）一书。
自1995年以来，Mona Baker一直任曼彻斯特科技大学教授及其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该研究中心是英国最活跃的一个翻译研究机构，有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几十人，她自己所带的博士生共1人（7人已毕业，7人在读），来自世界各地。中心几乎每周举办翻译研讨会，邀请英国各地的翻译学者做讲座，由Mona Baker亲自主持，听者除本校教师学生外，还有不少来自英国各地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本文作者亲身参加了其中一次研讨会，会场座无虚席，提问踊跃。该中心拥有一个相当大的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并研制了半自动化地处理这些资料的软件。到目前，该语料库总容量达1000多万字。语料库收集的主要是小说和传记，也有新闻和旅游类的小型子库。
作为该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着这个大型的翻译英语语料库，Mona Baker 目前的研究兴趣之一就是利用语料库研究各种翻译的特点，包括研究译本的特征以及不同的译者的文体与风格。我们曾专门介绍过她利用语料库调查译者的文体的方法。她的另一研究兴趣是，从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笔译与口译问题，这也是她目前正在编写的《跨文化接触中的语用问题给翻译理论的启示：实践与研究》（The Pragmatics of Cross-cultural Contact: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一书的主题，该书将由著名的出版社Routledge出版。
Mona Baker 是一位聪明能干、有思想、有远见、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她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所领导的一个翻译研究中心所取得的成果，她有更远更大的抱负，那就是推动全世界翻译研究不断向前发展，领导翻译研究的潮流。她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1995年创办了圣·杰伦出版公司 (St. Jerome Publishing)和创办与主编《译者》(the Translator) 杂志。圣·杰伦出版公司是Baker的家庭出版公司，办公室就设在他们家里，出版方面的事务由其丈夫Baker先生主持处理。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出版了几十种翻译研究专着，其中不少已成为世界各地大学翻译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为了要推出高水平的作品，推广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成果，推动此领域研究的发展，该公司还出版了《翻译研究摘要》(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 和《邂逅》(the Encounters) 系列丛书，前者为翻译研究者提供翻译研究的最新信息，后者的范围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方方面面。
在组稿的过程中，Mona Baker还特别注重挖掘与扶助年轻有为的学者，让他们有地方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翻译研究词典》（1997）的主要编著者马克·萨特威 (Mark Shuttleworth) 对本文作者谈起Mona 时就特别感激，因为该词典从设计到包装出版整个过程中，Mona Baker都起了指导的作用,可以说，词典的问世与作者的成名都跟Mona Baker息息相关。
圣·杰伦出版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出版物《译者》(the Translator) 自1995年问世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投稿者，被广泛认为是一份高水平的翻译研究刊物。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大多是翻译界的知名人士，如Ian Mason, Lawrence Venuti, Dirk Delabastita, Marianne Lederer, Maria Tymoczko, Juliane House 等。然而，圣·杰伦出版公司和《译者》杂志的成功诞生与发展，其关键人物还是Mona Baker。她不仅有能力有理想，还有丰富的编辑与交际经验：主编了《翻译研究百科全书》（1998，2001）；她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做翻译研究讲座，讲座的同时也广泛地接触世界各地的翻译研究者，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计划。
现在，Mona Baker 又在设计着另一个大宏图：成立一个世界翻译研究组织，暂名为“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顾名思义，该协会的会员将是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方面的学仁，因而有别于国际译联。该协会的第一次会议将于2004年8月12-14日在汉城召开，到时将宣布“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正式成立。
Peter Newmark
Peter Newmark是英国翻译研究界的元老，现为英国萨里大学（Surrey University）的教授。他在其成名之作《翻译研究途径》（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说在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界几乎人人皆知，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他的另一本代表作《翻译教科书》（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成了世界各地许多大学的翻译教材或参考书籍。虽然他后来的几本书如《关于翻译》(About Translation)《翻译研究散论》(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等未能引起较大的反响，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英国翻译界的地位。
Newmark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长者，他在跟人交谈中会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态度。记得笔者应约前往萨里大学翻译中心与他见面时，他送给笔者几本近两年出版的《语言学者》(the Linguist)杂志，每一本杂志里面都有他的文章，于是笔者赞叹道，“Newmark教授，您仍然不断地出文章，真令人钦佩！” 他马上认真地说，“我不喜欢你用仍然(still)一字，因为‘仍然’的含义是我老了，还在写东西。其实在学术上年龄永远不是个问题。”
也许是由于Newmark教授不服老的性格，也许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年近九十高龄的他现在仍然给萨里大学的翻译研究生上课，每周一学时。此外，他还经常为英国《语言学者》撰稿，该刊物中有他的专栏“今日翻译”(Translation Now)。笔者问，“您退休多年了还不断地给学生上课，是因为您喜欢学生？还是因为您喜欢教书？”他回答道：“我喜欢解释事物。”在他看来，分析和解释是翻译理论的主要任务，“翻译研究，翻译理论，或翻译学，不管人们如何称呼，我认为，此学科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写性的；其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译者明白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Newmark，2002, 41, 2: 62-64)。
Newmark时时关注着翻译研究的发展，关心着每一本新书的内容，留意着翻译学者的言论，而且不时地加以评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 “今日翻译” 专栏撰文对Lawrence Venuti编辑的《翻译研究读者》(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2000) 一书进行评论，他肯定了该书编辑者所做的贡献，但也认为编者在概述中使用过多术语，并批评该书所选辑的29篇文章中，“有太多关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东西……”[3]。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明显表示反对Susan Bassnett关于重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建议，他说，“ Susan Bassnett 是一位有学识、有创新意识的聪明作者，但是我很难认同她关于翻译与艺术方面的观点，因为她把这二者都看作是一种时尚，像一种民族文化那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最近一次讲座中她表示完全赞同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英语，理由是莎翁的很多作品已变得过时难懂。……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用现代语言写成的，任何人想将其‘现代化’都有可能歪曲它，也会损害原来的意义和优美的语言。真正要更新的是我们，而不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不朽的” (2002, 41,1:30-32.)
这就是Peter Newmark,永不服老，永不言退，永远保持着饱满的批评精神。
Susan Bassnett
Susan Bassnett是世界译坛的名人，现任英国华威大学 (Warwick University) 的副校长，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她年轻时曾在欧洲几个国家接受过教育，此教育背景使她掌握了多种语言，深入了解多种文化，这为她后来的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的学术生涯从意大利开始，后来到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英国华威大学任教至今。她的研究范围包括：翻译研究、女性戏剧、女性作品、拉美文学、游记、英国研究。虽然Susan Bassnett因担任副校长要职而政务缠身，而且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演说，但是她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任教的课程包括“翻译研究入门”、“文化转换问题研究”等。
她的成名著作《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1980)已再版三次，该书到现在仍然是翻译学界一本权威性的著作。她在书中描述了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提供了比较分析的范例，探讨了翻译诗歌、戏剧和小说的不同的翻译策略，从中说明翻译理论和比较分析可以影响翻译实践。此外，她在书中精辟地论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二者相互作用，使彼此的生命延续不断。就像外科医生做心脏手术时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身体组织一样，也不能忽视文化的因素。（1980: 14）
Susan Bassnett认为，翻译并非次等的或派生的体裁，而是社会机构 (包括教育系统、艺术机构、出版公司、甚至政府部门) 中的一种主要的文学工具，这一工具可用来“摆布”某一个社会，从而建设一种该社会所需要的文化。例如，教堂会付钱给人翻译圣经；政府会支持翻译民族史诗；国王会赞助翻译关于征服英雄的书籍；社会政体会资助翻译关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文献。由于她和她的其它同事的这种“摆布”论点，1985年出版的由Theo Hermans 编辑的论文集，起名为《文学摆布》(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书名正是编者给Susan Bassnett等一班学者（摆布派）的雅号。
在过去二十多年，Susan Bassnett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断地架起接通各个研究途径的桥梁，并提出了连接其它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呼吁。1990年，她有创见地建议，翻译研究应“转向文化研究”[5]。随着她和Andre Lefevere二人合作编辑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的问世，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突破：翻译研究正式转向文化研究。到了九十年代后期，Bassnett和Lefevere二人合着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出版，Susan Bassnett在第八章<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一文中指出，在过去三十多年，翻译学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可提供给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探讨跨文化交流时作参考。目前文化研究的重点问题是权力的关系和文本的生产，而翻译研究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已不陌生。另外，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到翻译所涉及的编码和译码过程，一定会更有成效，因为在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可以举例说明片言只字 (fragments) 是如何生存，会出现哪些游离分子 (wanderings)，离乡背井的文本如何受到外国人的接受。翻译研究应该从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翻译研究已经作出了文化转向，现在该是文化研究朝翻译研究转向了。Bassnett最后呼吁，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多方面的资源，扩宽研究领域，开辟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时代，从而迈进一个有不同声音、有多种见解的新领域——跨学科研究。
（后记：笔者未能如期到华威大学访问Susan Bassnett。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华威大学网页、Bassnett的著作、和笔者过去介绍Bassnett新书的文章：翻译与文化建设——介评巴、拉合着的新作《建设文化--文学翻译论文集》，载《中国翻译》1998（6）：35-38。）
I. Mason & B. Hatim
Ian Mason 与Basil Hatim 是学术上的好伙伴。两人第一次合着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一炮打响，此书被誉为“经典的翻译研究教材，向读者展示了如何把现代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中”（见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Catalogue）。几年后，他们再次联手推出了《译者即交际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1997），此书同样引起世界翻译学界的积极反响。现在，这两本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大学翻译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
2002年圣诞节前夕，Mason教授在爱丁堡的家中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的家住在爱丁堡市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两层楼大屋子里，宽敞的客厅里已充满圣诞的气氛，约四米高的圣诞树矗立在五米高的客厅的一角，树上挂满了闪闪发亮的彩带和彩球。爱丁堡的冬天非常寒冷，Mason教授不久前患了肺炎，见笔者时仍然不时地咳嗽，但是一讲起翻译研究他就精神奕奕，一点儿也不像是个大病初愈的人。
Ian Mason 是Heriot-Watt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院长，口译与笔译领域的主任教授，苏格兰口译与笔译研究中心主任。早在1970年他就开始从事翻译教学工作，因此他自豪地说，他是英国最老资格的翻译教师之一 (据他说，另两位老前辈是Peter Newmark 和Peter Fawcett)。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他一直在Heriot-Watt大学任教本科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法语语言学等课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该大学设立了翻译研究课程，于是他的教学重点转向研究生教学，主要是任教翻译研究、口译理论与实践、语篇与翻译研究等课程。目前，他是语言学院翻译博士研究生课程的主要负责人。
Ian Mason说他的父母都是英格兰人，但他自己是在苏格兰出生，所以他把自己视为苏格兰人，然而，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完全没有苏格兰口音。是因为他那悦耳的口语使他走上口译之路？还是因为长期从事口译实践与研究而练就了一副硬本领？他笑着说，是二者兼而有之。翻开Mason 的著作目录，我发现其中大多数跟口译、对话等问题有关。他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翻译的各层面的互相作用问题研究 (包括设计译文对话者、对话翻译中的礼貌问题等)。
Basil Hatim 也是Heriot-Watt大学的教授，自1980年加盟该大学的翻译教学队伍时起一直与Mason 共事，1999年他留职停薪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大学任教。1981 Hatim在英国Exeter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语篇语言学”。他在Heriot-Watt大学期间（1980-1999），曾任翻译硕士课程（英语/阿拉伯语）主任，任教翻译理论、语篇分析、语义学、语用学等课程，自1986年以来，任博士生导师。Basil Hatim 目前在阿联酋美国大学英语系教授，是本科与研究生英语/阿拉伯语课程的负责人。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修辞学、语篇语言学、翻译研究。虽然Hatim现在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阿联酋美国大学工作，但他仍然为Heriot-Watt大学指导着近十个博士研究生，据说，按协议他的研究成果（专着、论文）仍然全部记在Heriot-Watt大学的成果本上。
Hatim 和Mason这两位著名学者现在依然是马不停蹄地为翻译教学与研究而努力工作。Ian Mason肩负繁重的行政工作与教学任务，他的著作还是依然不断问世：除了一大批有关口译和笔译的学术论文外，还主编了《译者》特刊“对话翻译研究”（1999，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主编《三方交际：对话翻译研究》（Triadic Exchanges – Studies in Dialogue Interpreting, 2001，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Basil Hatim 发表了大量有关语篇与翻译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跨文化交际》(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1997)、《翻译教学与研究》（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Studies , 2000）两本很有影响的书，现在他正与Jeremy Munday 联手编着一部新的翻译研究用书，将由Routledge出版。
Kirsten Malmkjaer
Mona Baker 曾告诉笔者，Kirsten Malmkjaer 是她的硕士导师，是她在翻译研究征途上的第一位引路人。由此可见Kirsten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但是她是一位很低调的人，不大喜欢讲自己，更不会向人炫耀自己是Mona Baker的老师。由于笔者在英国访问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她所领导的伦敦米道士大学翻译学院做访问教授，跟他她有很多的接触，因此对她还是有较多的了解。
Kirsten Malmkjaer她是丹麦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英国求学，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英语和哲学，1981年以头等优秀的成绩取得学士学位，因而她在本科毕业后直接成为伯明翰大学语言与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1984年获翻译研究哲学博士学位。1985至1989年在伯明翰大学任教，1989年转往剑桥大学英语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工作，曾任教语义学、语用学和翻译研究等课程，并担任该研究中心的英语与应用语言学哲学硕士(Mphil)课程主任。1999年，她受聘于英国伦敦米道士大学，成为该大学翻译学的主任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自到伦敦米道士大学任教以来，Malmkjaer全力以赴，开创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新天地：先是创立翻译本科和研究生翻译学位课程，从2001年开始招生；继而在2002年建立了米道士大学翻译学院。目前该学院的本科生中有近三十人来自中国（香港），研究生中也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她还主持该学院的企业性的翻译活动，并组织学生参与专业翻译者的翻译项目中实习，从中提高翻译能力。她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已成功地带出了一大批翻译硕士和博士。她任教的课程包括：翻译入门、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文本与翻译、翻译史与翻译理论、翻译质量问题、翻译研究途径、翻译研究方法等。
她有丰富的编辑经验，主编了《语言学百科全书》（The Linguistics Encyclopaedia. 1991/2002），《翻译与语言教学：语言教学与翻译》（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1998）；与人合编了《语言与理解》（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1994）和《第二语言习得：表现与能力》（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1996）、《语言学习与语言理解的语境》（Context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Understanding 1998）等多本着作。她曾任由Mona Baker 主编的《译者》(the Translator)杂志的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2001），现任翻译界闻名的《目标》（Target）的编辑。由于她在翻译研究方面资格老，经验丰富，因此一直是英国很多设有翻译本科/研究生课程的大学的校外考试官和答辩委员会委员。
尽管Malmkjaer在工作上和学术上肩负着多重责任，她仍然努力做一个好母亲，好主妇。她的家住在剑桥，从剑桥开车到伦敦米道士大学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但为了三个孩子能继续在好的学校读书，她心甘情愿地在上下班的路上开几个小时车，赶几百里路；为了弥补工作忙而对家人照顾不周，每个周末她总是亲自入厨房，给全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她的同事朋友羡慕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她的家人为她的学术成绩而骄傲。
Christina Schäeffner
我国读者也许较少听到Christina Schäeffner的名字，其实她是英国翻译研究界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现任英国艾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的高级讲师，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翻译研究生课程主任；同时她还担任欧洲翻译研究学会的秘书长。
Schäeffner 1977年在德国里伯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该大学翻译系任教；1982至1992年在里伯兹萨克森艺术及科学学院做研究，研究范围包括政治话语、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1992年到英国艾斯顿大学任教至今。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研究（德语/英语）、语篇语言学、批评性语篇分析（侧重政治语篇）、隐喻研究（侧重研究政治语篇中的隐喻翻译问题）。
Christina Schäffner是德国人，又是在德国受的教育，因此自然地走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路线。我曾旁听过她的课，发现她对功能学派的理论（例如目的论、翻译行动论、类型学等）了如指掌，对Christiane Nord, Katharina Reiss, Hans Vermere，Justa Holz-Mänttäri, Hans Hönig等翻译理论家情有独钟。她十分认同功能派的观点，“翻译就是为目的语境中的某一目的和特定的受话者生产一个适合目的语环境的语篇”（Vermere 1987:29）。
我曾问她：你如何看英国学者（例如Hatim & Mason）的语篇分析翻译研究途径和德国学者的语篇语言学途径？她的回答是，如果要做比较的话，Hatim & Mason 主要是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德国学者也运用Halliday的一些理论，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把德国语篇语言学家Sandig, Werlich, Brinker等人关于语篇类型学的理论运用于翻译中的文本类型、语篇体裁、以功能为基础的语篇分类等方面的研究。我问，你的研究涉及Halliday的理论吗？她说，我的研究主要是以德国学派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但也运用以Halliday关于语篇体裁的理论，描写翻译理论对我也有影响（例如规范概念）。此外，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理论也渗透到我的研究之中、尤其是在我对政治话语的分析之中。
艾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语言与欧洲研究学院于1997年设立本科翻译课程和研究生翻译研究课程。Schäffner是研究生翻译课程主任，她自己现有5个硕士研究生和4个博士研究生，她在整个翻译研究课程中担任主要的教学工作，所任教的研究生课程包括“翻译研究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和“专业翻译：理论与实践”；她任教的本科生课程有：“翻译入门：概念与方法”，“翻译导向的文本对比与文化比较”，“当代译论”，“高级翻译”，“专门翻译”等。她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教师，在课堂上常运用功能翻译理论对广告、公共牌示、产品说明书等目的非常明确的双语文本进行分析，深入浅出地把功能翻译理论的要旨传授给学生。她与同事合编《培养翻译能力》（2000）一书，在《序言》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翻译能力包括六个方面：相关的语言能力、文化理解力、语篇组织能力、专业知识、查阅能力、（语言的）转换能力”。她说，翻译教学，尤其是翻译实践课，应该把这六个方面的能力作为目标。
尽管Schäffner身兼几职，会议多、文件多，但她在2002学年度第一学期每周还要教课9个学时（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我问她：你除了教学，做行政工作，又担任其它学术组织的工作，还要做研究，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她这样答：从理论上说，英国大学里的每位教师都是身兼多职的。我自己的时间大致是这样分配：教学占百分之五十，行政和科研各占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时间的具体分配并不是均衡的，因为周日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上课和处理行政事务，而周末和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研究。
Jeremy Munday
近年来，Jeremy Munday在英国译学界崭露头角，其著作《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2001)一问世就得到译学界的广泛关注，英国多所大学的翻译研究生课程都把该书列为必读书目,著名翻译理论家Andrew Chesterman 在《译者》2002年第一期发表评论文章（2002），高度评价这一新作，认为该书再次证明，翻译研究已逐渐奠定其跨学科的地位。
Munday于198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主修现代语言（西班牙语和法语）。大学毕业后十年，曾在西班牙和布鲁塞尔等地任教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同时做兼职翻译，取得实践经验后于1992年重返校园，次年在利物浦大学获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1997年在英国布拉福（Bradford）大学取得翻译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自2000年开始在萨里（Surrey）大学工作，在该大学的翻译研究中心任教翻译研究生课程，同时任西班牙系主任，这一职务使很多人误以为他是西班牙人，或认为他至少是在西班牙长大。其实，Munday 是地道的英国人，说一口标准的英国英语。不过，人们的估计也没有完全错，因为他的妻子是西班牙人，按中国的传统说法，他应该算是半个西班牙人了。
书架上摆放着多种语言的书籍：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说，前三种语言他能运用自如，但后两种只能阅读。他着有三本西班牙语/英语对照词典（1995，1996，1996），另参与编写多本法语和西班牙语词典。他的译作包括《拉丁美洲短篇小说》(The Picador Book of Latin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98)，其中两篇译文曾在英国电台三台播放。1997年，他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款翻译委内瑞拉的代表性文学作品。
Munday 是一个跨学科的具多方面才能的研究型学者，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翻译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语言学、文学研究。其博士论文《翻译系统：机助系统分析Garciá Márquez 译文》（1997）就是他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语料语言学对文学翻译作进行研究的综合体现。近年来，他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语言学相关的论文，例如“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主位问题研究”（1998），“利用功能语言学研究翻译”（2000），“寻求翻译对等：基于语料库的研究”(2000) “翻译中的系统：描写翻译研究的一个系统模式”（2002），和准备发表的“2002世界杯报道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情态成分比较分析”。
一个典型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爱家的男人。笔者访问Munday时（2001年11月），他的女儿才六个月大，其桌面上摆放着的女儿的几张照片和一张全家福。一说起女儿他就眉飞色舞，陶醉其中。不过，爱家跟爱做研究并没有必然的冲突，尽管他肩负行政与教学的重任，他的研究成果依然源源不断。他和Basil Hatim 合着的《翻译：高级资源全书》（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已脱稿，此书将由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我们期待着早日拜读此两位著名学者联手合着的新作。
Theo Hermans & Mark Shuttleworth
Theo Hermans是伦敦大学学院荷兰语与比较文学系的教授、系主任，并兼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亚非文学中心副主任；Mark Shuttleworth是英国帝国学院翻译研究理学硕士课程主任。前者的研究重点是文学、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有人称他为DTS（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后者的研究重点则是翻译技术、翻译术语研究和语料语言学；前者富有经验、远近知名，后者则年青有为，在译学界崭露头角。
Hermans于1996年提出“翻译的另一声音”（TRANSLATION'S OTHER ）这一概念以解释翻译中的译者的声音（Mona Baker解释为“译者的文体” ）.“Other”这一概念已成了Hermans在翻译研究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他已有十多部著作问世，其中较为译界熟悉的有：1985年主编的《操纵文学》(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和《二手货》(Second Hand) ，1999年出版的《翻译研究体系》(Translation in Systems)和其主编的《跨文化侵略》(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2002)。《翻译研究体系》一书由圣杰伦出版公司出版，可以说这是Hermans在翻译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他在书中对过去30余年描写翻译研究（DTS）做了全面的概述与评价，从追溯DTS的起源到发展，从介绍DTS各家各派的学说到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从分析DTS受到的批评到对其走向的预测，脉络分明，条理清晰；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描写翻译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该书反映了作者对翻译研究领域的深刻理解及广泛了解，也体现其极强的分析能力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由于Theo Hermans任荷兰语系主任一职，因此很多人认为他是荷兰人。其实他是比利时人，妻子才是荷兰人。他在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 取得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此外，他近年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亚非文学中心任副主任，积极开展翻译研究活动。
Mark Shuttleworth的名字随着他的《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的问世而渐为人知。此词典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翻译研究工具书，所收集的翻译研究术语较全较新，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每个术语放到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解释，从其首次出现到后来的发展过程，都一一列明出处。此外，编著者还对不同的流派及其观点进行评论并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文献。相信翻译研究学生和教师都能从中获益。
Shuttleworth是一位实践型的年轻人。《翻译研究词典》出版时，他还是理致大学(Leeds University)的俄语和翻译理论教师，是该大学的机器/机助翻译研究生课程中的骨干分子，此后不久他受聘到帝国学院，为该学院设立了一个翻译研究理学硕士课程(Msc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主要研究翻译技术及科技与医学翻译。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专门领域的翻译人才，其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翻译技术。翻译技术包括几个方面：（1）机器/机助翻译；（2）翻译记忆系统；（3）术语管理系统；（4）软件使用。笔者曾两次登门访问他并在语言实验室看他演示使用翻译记忆的软件系统。他给笔者的印象是，科学思维，办事认真。
本文所介绍的两位学者风格迥然不同，研究重点也不一样，他们之间似乎毫无联系，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呢？原因是，去年十月，帝国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可能合并的消息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在两校的网上发布，闹得甚嚣尘上。对于合并，伦敦大学学院上上下下都表示反对，因为怕给财雄势大的帝国学院吃掉。而本文作者分别问Theo Hermans和Mark Shuttleworth对两校合并的看法时，两位不约而同地表示非常希望合并，准确地说是希望借两校合并之机跟译学机构合并，与译学界同仁携手共事，资源共享。
虽然由于伦敦大学学院教职员工的反对，官方构思的两校合并计划暂时搁置了，但是Hermans和Shuttleworth仍然希望跟对方合作，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对方的长处，他们都十分明白，双方的合作将是强强联合，相得益彰。
[1] 此次访问英国几所大学，得到美国岭南基金的资助；文中所涉内容得到所访问的学仁的同意，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载《中国翻译》2003 （4）：49-54。
作者简介：张美芳，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联系方式：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大学英文系
中式英语的哲学溯源
【摘 要】中式英语是一种特殊的语用现象，广泛存在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之中，究其实质，它是中式思维结构下的英语变体形式。本文按其形式特点，将其归纳为三类进行分析讨论，运用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阐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以语言发展观论述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求从哲学的高度探悉此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
【关键词】中式英语；语言世界观；语言发展观
Abstract: As a distinguished phenomenon of pragmatics, Chinglish is widely observed among Chinese English-learners. In fact, it’s an English variety in the mold of Chinese think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categories of Chinglish based on their formal featur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henomenon of pragmatics can be known philosophically through Humboldt’s theory on “World View of Language” (for the cause of generating)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ories (for its reasonable existence).
Key Words:Chinglish World View of Langu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ories
一、引 言
影响外语学习的因素纷繁复杂，此处不一而足。二语习得者（不论外语能力强弱）在运用外语时都或多或少会留下母语的痕迹，将异质成分掺入外语之中。究其原因，不外乎受母语文化的影响或更进一层思维的约束，因为二语习得者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具备一定思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外语学习的。这样，大脑中先入的思维/文化模式遭遇后来者时，或阻抗或排斥，不可以想象会出现完全兼容的情况。语言是思维的外化，文化的载体，而语言的差别是绝对的，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话说，语言就是知识的“界限”或“轮廓”。所以，由语言差异折射出的思维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可见一斑。本文考察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运用英语时表现出的一种普遍现象——中式英语，分析成因并进行哲学溯源，解释中式英语产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对语言本质特征及其与思维的关系的表述具有深遽的阐释力，他的“语言世界观”有助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着力于此类语言变体的研究，透析此类语用现象，探求支撑该现象的本质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厘清看待中式英语的蒙浊概念。
语言世界观是洪堡特探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精辟论点。他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而个人的世界观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形成的，“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所以，可以说“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参见姚小平，1995：135－136）。这就意味着外语学习者必须跨过语言设定的“樊篱 ”，通过语言符号深入语言系统之中。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总会把已有的世界观甚至语言观带入对象语，出现语用中的杂质现象。不过，中式英语这类杂质现象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语言系统除了排它性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创造性――它总是借助内部和外部因素不断发展。语言发展观为中式英语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
二、中式英语的语用现象及剖析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这已是无需争辩的事实。这种特点正是思维模式在语言表达上的映现，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阴和阳”以及“悟性” 等反映了中国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并以此形成汉语“意合”的基础。英语重形合则是西方哲学崇尚个体思维的结果，强调整体只有在与个体的对立中才能存在。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思维模式的对立及其在语言形式上的迥异表现。至此，可以说中式英语难以避免，其深层的哲学之源将在下一节讨论。那么，中式英语究竟为何种语用现象呢？为了便于分析探讨，我们不妨将其界定为：受汉语句式以及中式思维影响、偏离本族语的惯用式但又合符（或一定程度上合符）其语法形式的英语表达方式。根据这一定义，可将中式英语分为三类：套用语法结构、概念的简单化移植、文化意识的语符转化。这三类中式英语接近于英语语言特点的程度不同，因此受到英语语言系统的排斥力也不相同。
三、套用汉语结构
此种英语句式脱胎于汉语，因此汉语结构依稀可见。在其语言大厦里，框架是汉语构件，而墙体却是英语质料。此乃中式英语之劣等者，纵然能在熟悉汉语的读者中通行，也必定让人产生一种语言“失神”的痛感，对于外族读者来说，则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我们先看几句滑稽的中式英语，不知是同胞在调侃英文还是在推销中文，国人能懂，老外则只有傻眼了。
例1：You have seed 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brothers together up!
你有种，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兄弟们，一起上！
例2：If you want money, I have no; if you want life, I have one!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例3：I give you face you don’t wanna face, you lose your face ,I turn my face.
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丢脸，我翻脸。
三句地道的中式英语确实让人忍俊不止，正统的语言学家只能长叹世风日下。然而，此类英语仍有其生态空间，在正宗英语不齿的缝隙处寻觅生机，直至归附其门下。如paper tiger(纸老虎)，lose face(丢面子)以及已正式成为英语招呼语的、汉味十足的经典句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由此可推知，语言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本民族的使用之中，还借助于其他民族的“原创”。如果上述例子的汉味太重，那么下面的例句则是洋汤掺汉味了。
例4：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令我们热血沸腾。
[译文1] Beijing's winning the bid for the Olympics makes our blood boil.
[译文2] Beijing's winning the bid for the Olympics makes us excited.
译文1有意图同化英民族之嫌！make one's blood boil 是指“激怒某人”，绝非“热血沸腾”。这种想当然的做法既不达意，也不传情，而是把语言逼进了死角。再看故宫里一个在整修的建筑旁立着的中英文对照的告示牌，明明白白的中文硬是让英文给忽悠了：“古建修缮施工，给您带来了不便请您谅解――The ancient building is renovating，Excuse me for bringing trouble to you”。
四、概念的简单化移植
将汉语表达的单个概念简单化地移植到英语中，此类句式植体于英语结构，并以英语语法为据。但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汉语概念在迥异的英语语言土壤条件下，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因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的差别即为系统整体的差别，而且语言系统内概念的组合关系又是相对稳定的。汉语概念彰显的中式英语会让读者感到突兀，在思维的语流中形成滞塞。且看下例：
例5：周末许多人睡得很晚。
[译文1] Many people sleep late at weekends.
[译文2] Many people go to bed very late at weekends.
译文1将“睡得很晚”这个概念结构简单地移入英语，与形近貌似的“sleep late”等同。这种概念置换往往使得英语形式移位，表达出迥异的内容。
例6：比尔.盖茨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译文1] Bill Gates works 15 hours a day on average, and he is crazy about his work.
[译文2] Bill Gates works 15 hours a day on average, and he is a workaholic.
译文1将语符的表层概念推己由人。crazy 虽然可以作“疯狂的，狂热的”讲，但 be crazy about/on sth. 的意思却是“热衷于...，对...着迷”；有别于“工作狂”。而 workaholic 是从 alcoholic（嗜酒成癖者）派生出来的，表示像酗酒者离不开酒精一样地离不开工作，传情又达意。
例7： 有他这颗扫帚星，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译文1] With a comet like him,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译文2] With a jinx like him,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译文1将中英文化概念类同。“扫帚星”是中国人对“慧星”（comet）的俗称，被认为是灾难的预兆，并被用来比喻不吉利的人或事；而英国人却不以为然，他们的对应说法是 jinx。
五、文化意识的语符转化
错开英语中已有的相应表达式，将汉语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语符转化，生成全新的表达式。此类中式英语最具英语特点，不仅完全符合语法规范，而且语言形式上的“他质”成分也清理得荡然无存。此种语用现象可谓英语的中国化调变，分布广泛，甚至散见于汉语名著的英译中。英语的形式丰满了，但汉语的影子依稀可见。
例8：It is a major reform in our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from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y have not been separated from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to that of the separating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摘自平卡姆 2000：498）
此句刻意模仿英语的行文结构，但汉语尾巴依然露了出来：“a major reform from … to…”，地道的英语表达式应为：“a major change from…to…”。再者，作者的意图是想表达“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重点在于党政分开”，但繁冗的句式压得读者喘不过气，看似精密的英语结构把原有概念的生机全给笼罩了。究其原因，还是文化意识在作崇，汉语的文化意识只是换上了新颜，进行了符号转化。试比较：Separating the function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is a major reform in the system of Party leadership.
例9：A dragon begets a dragon, a phoenix begets a phoenix, and those begotten by rats are good at digging holes.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龙是什么？凤为何物？此类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概念硬性插入英语，译尤未译，只能让英民族读者雾里看花，结果英文译品圄于汉民族读者圈（正如为数不少的汉籍英译品）。试比较：A good horse cannot be of a bad color.
六、哲学溯源
中式英语的产生有其现实基础，也有其思想基础。现实基础是英语语言能力的反映，而思想基础则是语言世界观的体现。由于英语语言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中式英语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我们在此聚焦其思想基础，追溯其哲学渊源，从本源上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从语言的本质特征出发，阐述其存在的合理性。
3.1 产生的必然性——语言世界观
洪堡特将语言更主要地看作是认知手段，而非表达手段，并以此建立了语言世界观。语言世界观关涉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勿容置疑，语言是对思维的映现，二者在发生上的同源性决定了彼此间的密切关系，洪堡特认为，“语言与精神力量一道生长起来，受到同一些原因的限制，同时，语言构成了激励精神力量的生动原则。语言和精神力量并非先后发生，相互隔绝，相反，二者完全是智能的同一不可分割的活动”（转引自姚小平 1995：133）。分别开来讨论二者的作用完全是为了探讨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洪堡特语），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中，思维才真正起着主导作用和最终的决定作用。因此，对语言进行溯源其实就是探究思维的活动方式。从形式上看，中式英语留存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但其本质则是英汉两种语言世界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残留的“异质”成分即为汉语世界观的体现，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必然将其主观意念置入客观的知觉和思维过程之中，而“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参见姚小平 1995：135），这样，两种语言的交合必然会因世界观的不相容而产生变体形式。鉴于此，我们可以把中式英语的原初起因归结为中英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从二者的对比中阐述其产生的必然性。
在哲学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之中，中英各据一端，中式思维根植于儒、道、释的悟性传统，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直觉洞察和领悟；英式思维秉承古希腊先哲的理性思辩，强调逻辑推论。因此，二者在哲学上的反映就形成了一种对立，中国哲学注重物我合一，主客观统一，强调思维上的整体观；西方哲学则物我分明，主客观对立，注重个体思维。所以，在思想上它们表现为“万物与我为一”与“我为万物尺度”的对立。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汉英在语言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复制了思维方式的对立。悟性具有直觉性和形象性、主观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参见连淑能 2006），悟性思维的结果就是汉语遣词造句采用意合法，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以领悟达其意；理性具有抽象性、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特征，理性思维借助形式逻辑，采用形合法，注重形式结构协调，以分析达其意。上述例句的分析表明，中式英语是从意合出发，追求形合，其实质是两个反向运动的思维模式的暂时妥协。思维模式一旦成形就难以改变，它总是借助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尽可能完美地呈现出来，而语言的符号属性使其亦能跨语言呈现，这就是中式英语产生的必然性。因此，语际交流难免不受世界观的影响，外语学习者的最大困惑亦源于此，如洪堡特所言“掌握外语的成就之所以没有被清楚地意识到，完全是因为人们或多或少总是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甚至语言观带进了一种陌生的语言”（姚小平 1995：136）。
语言世界观以思维为界划分了语言的疆域，思维突破语言的疆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转变，而是自我转化，即外化载体的转换。中式英语正是悟性思维穿上了理性思维的外衣，是思维突破其固有语言疆域的必然表现。内在于认识主体的元翻译机制促进自我不断转化，使语言世界观不断以新的方式呈现。
3.2 存在的合理性——语言发展观
歌德曾经指出：“一种语言的力量不是要放弃外国的东西，而是要吞食它。”（转引自蔡新乐 2005：206）这种将“他者”化为“自我”的力量便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力量，对“外国的东西”的“吞食”就是吸收、含并，融入“自我”的统一体。这一过程显然是艰难的，生吞会导致消化不良的痛苦，细嚼又会有味觉上的不适。像“Long time no see”这样的异类绝对是稀罕之物。然而，语言是不能停步的，因为精神的运动生生不息，而且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有获取更多表现手段的冲动。正如洪堡特所说，“精神越是仅仅满足于运用形成的手段，它的创造本能和创造力量就越是趋于泯灭”（姚小平 1995：142）。一方面，语言是自足的系统，彼此独立；另一方面，它又是开放的系统，以维持生命力。支撑和推动语言发展的力量不仅源自内部，同时也借助外部。内部力量表现为语言系统的自我完善，不属本文的探讨范围，外部力量表现为语言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本文探讨的中式英语即是它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式英语反映了语言系统的两个特性——对内的同一性和对外的排它性。英语系统的内聚力表现在整体对部分的控制，部分必须顺应整体的要求，在形式上接近于其它部分，并以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所以汉语语言成分进入该系统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接受其关系网络的筛选。但关系网络不是一成不变的，系统的演变始于某一个部分的变化，因为部分的变化会导致与之关联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各个部分重新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平衡关系。中式英语在此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尽管初期会有“适存”之痛。汉语中的“纸老虎——paper tiger”、“丢脸——lose face”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其生硬的痕迹已被抹去，名正言顺地成了英语的正式成员。我们并不指望中式英语（特别是上述第一种形式）都能被英民族接受，但这种语用现象大量存在却是事实，而且流通量也非常惊人。语言的基础就是大量存在的言语活动，所以从语言发展的外部因素看，中式英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免费论文网 www.mianfeilunwen.com )
结束语
严格地说，中式英语是英语语言系统拒斥的语用形式，但其存在又不可忽视。从语言世界观来看，它是汉英交会必然产生的现象，其本质是汉语世界观的载体形式的转换；从语言发展观来看，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英语系统的关系网络的变化（平衡——破坏——再平衡）提供了动力因素。基于大量中国人之间使用英语这一事实，中式英语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生命力不可轻视，研究这一特殊语用现象对探悉语言发展和外语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翻译的本体论研究》M 蔡新乐 20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2]《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姚小平 199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 周志培 200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4]《英汉习语对比》 M 郁福敏郭珊琏 199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5]《中式英语之鉴》M 平卡姆 2000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6]《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J 连淑能 2006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7期
【关键词】中式英语；语言世界观；语言发展观
Abstract: As a distinguished phenomenon of pragmatics, Chinglish is widely observed among Chinese English-learners. In fact, it’s an English variety in the mold of Chinese think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categories of Chinglish based on their formal featur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henomenon of pragmatics can be known philosophically through Humboldt’s theory on “World View of Language” (for the cause of generating)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ories (for its reasonable existence).
Key Words:Chinglish World View of Langu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ories
一、引 言
影响外语学习的因素纷繁复杂，此处不一而足。二语习得者（不论外语能力强弱）在运用外语时都或多或少会留下母语的痕迹，将异质成分掺入外语之中。究其原因，不外乎受母语文化的影响或更进一层思维的约束，因为二语习得者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具备一定思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外语学习的。这样，大脑中先入的思维/文化模式遭遇后来者时，或阻抗或排斥，不可以想象会出现完全兼容的情况。语言是思维的外化，文化的载体，而语言的差别是绝对的，用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话说，语言就是知识的“界限”或“轮廓”。所以，由语言差异折射出的思维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可见一斑。本文考察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运用英语时表现出的一种普遍现象——中式英语，分析成因并进行哲学溯源，解释中式英语产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对语言本质特征及其与思维的关系的表述具有深遽的阐释力，他的“语言世界观”有助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着力于此类语言变体的研究，透析此类语用现象，探求支撑该现象的本质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厘清看待中式英语的蒙浊概念。
语言世界观是洪堡特探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精辟论点。他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而个人的世界观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形成的，“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所以，可以说“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参见姚小平，1995：135－136）。这就意味着外语学习者必须跨过语言设定的“樊篱 ”，通过语言符号深入语言系统之中。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总会把已有的世界观甚至语言观带入对象语，出现语用中的杂质现象。不过，中式英语这类杂质现象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语言系统除了排它性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创造性――它总是借助内部和外部因素不断发展。语言发展观为中式英语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
二、中式英语的语用现象及剖析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这已是无需争辩的事实。这种特点正是思维模式在语言表达上的映现，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阴和阳”以及“悟性” 等反映了中国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并以此形成汉语“意合”的基础。英语重形合则是西方哲学崇尚个体思维的结果，强调整体只有在与个体的对立中才能存在。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思维模式的对立及其在语言形式上的迥异表现。至此，可以说中式英语难以避免，其深层的哲学之源将在下一节讨论。那么，中式英语究竟为何种语用现象呢？为了便于分析探讨，我们不妨将其界定为：受汉语句式以及中式思维影响、偏离本族语的惯用式但又合符（或一定程度上合符）其语法形式的英语表达方式。根据这一定义，可将中式英语分为三类：套用语法结构、概念的简单化移植、文化意识的语符转化。这三类中式英语接近于英语语言特点的程度不同，因此受到英语语言系统的排斥力也不相同。
三、套用汉语结构
此种英语句式脱胎于汉语，因此汉语结构依稀可见。在其语言大厦里，框架是汉语构件，而墙体却是英语质料。此乃中式英语之劣等者，纵然能在熟悉汉语的读者中通行，也必定让人产生一种语言“失神”的痛感，对于外族读者来说，则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我们先看几句滑稽的中式英语，不知是同胞在调侃英文还是在推销中文，国人能懂，老外则只有傻眼了。
例1：You have seed 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brothers together up!
你有种，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兄弟们，一起上！
例2：If you want money, I have no; if you want life, I have one!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例3：I give you face you don’t wanna face, you lose your face ,I turn my face.
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丢脸，我翻脸。
三句地道的中式英语确实让人忍俊不止，正统的语言学家只能长叹世风日下。然而，此类英语仍有其生态空间，在正宗英语不齿的缝隙处寻觅生机，直至归附其门下。如paper tiger(纸老虎)，lose face(丢面子)以及已正式成为英语招呼语的、汉味十足的经典句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由此可推知，语言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本民族的使用之中，还借助于其他民族的“原创”。如果上述例子的汉味太重，那么下面的例句则是洋汤掺汉味了。
例4：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令我们热血沸腾。
[译文1] Beijing's winning the bid for the Olympics makes our blood boil.
[译文2] Beijing's winning the bid for the Olympics makes us excited.
译文1有意图同化英民族之嫌！make one's blood boil 是指“激怒某人”，绝非“热血沸腾”。这种想当然的做法既不达意，也不传情，而是把语言逼进了死角。再看故宫里一个在整修的建筑旁立着的中英文对照的告示牌，明明白白的中文硬是让英文给忽悠了：“古建修缮施工，给您带来了不便请您谅解――The ancient building is renovating，Excuse me for bringing trouble to you”。
四、概念的简单化移植
将汉语表达的单个概念简单化地移植到英语中，此类句式植体于英语结构，并以英语语法为据。但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汉语概念在迥异的英语语言土壤条件下，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因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的差别即为系统整体的差别，而且语言系统内概念的组合关系又是相对稳定的。汉语概念彰显的中式英语会让读者感到突兀，在思维的语流中形成滞塞。且看下例：
例5：周末许多人睡得很晚。
[译文1] Many people sleep late at weekends.
[译文2] Many people go to bed very late at weekends.
译文1将“睡得很晚”这个概念结构简单地移入英语，与形近貌似的“sleep late”等同。这种概念置换往往使得英语形式移位，表达出迥异的内容。
例6：比尔.盖茨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译文1] Bill Gates works 15 hours a day on average, and he is crazy about his work.
[译文2] Bill Gates works 15 hours a day on average, and he is a workaholic.
译文1将语符的表层概念推己由人。crazy 虽然可以作“疯狂的，狂热的”讲，但 be crazy about/on sth. 的意思却是“热衷于...，对...着迷”；有别于“工作狂”。而 workaholic 是从 alcoholic（嗜酒成癖者）派生出来的，表示像酗酒者离不开酒精一样地离不开工作，传情又达意。
例7： 有他这颗扫帚星，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译文1] With a comet like him,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译文2] With a jinx like him,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译文1将中英文化概念类同。“扫帚星”是中国人对“慧星”（comet）的俗称，被认为是灾难的预兆，并被用来比喻不吉利的人或事；而英国人却不以为然，他们的对应说法是 jinx。
五、文化意识的语符转化
错开英语中已有的相应表达式，将汉语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语符转化，生成全新的表达式。此类中式英语最具英语特点，不仅完全符合语法规范，而且语言形式上的“他质”成分也清理得荡然无存。此种语用现象可谓英语的中国化调变，分布广泛，甚至散见于汉语名著的英译中。英语的形式丰满了，但汉语的影子依稀可见。
例8：It is a major reform in our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from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y have not been separated from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to that of the separating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摘自平卡姆 2000：498）
此句刻意模仿英语的行文结构，但汉语尾巴依然露了出来：“a major reform from … to…”，地道的英语表达式应为：“a major change from…to…”。再者，作者的意图是想表达“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重点在于党政分开”，但繁冗的句式压得读者喘不过气，看似精密的英语结构把原有概念的生机全给笼罩了。究其原因，还是文化意识在作崇，汉语的文化意识只是换上了新颜，进行了符号转化。试比较：Separating the function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is a major reform in the system of Party leadership.
例9：A dragon begets a dragon, a phoenix begets a phoenix, and those begotten by rats are good at digging holes.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龙是什么？凤为何物？此类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概念硬性插入英语，译尤未译，只能让英民族读者雾里看花，结果英文译品圄于汉民族读者圈（正如为数不少的汉籍英译品）。试比较：A good horse cannot be of a bad color.
六、哲学溯源
中式英语的产生有其现实基础，也有其思想基础。现实基础是英语语言能力的反映，而思想基础则是语言世界观的体现。由于英语语言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中式英语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我们在此聚焦其思想基础，追溯其哲学渊源，从本源上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从语言的本质特征出发，阐述其存在的合理性。
3.1 产生的必然性——语言世界观
洪堡特将语言更主要地看作是认知手段，而非表达手段，并以此建立了语言世界观。语言世界观关涉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勿容置疑，语言是对思维的映现，二者在发生上的同源性决定了彼此间的密切关系，洪堡特认为，“语言与精神力量一道生长起来，受到同一些原因的限制，同时，语言构成了激励精神力量的生动原则。语言和精神力量并非先后发生，相互隔绝，相反，二者完全是智能的同一不可分割的活动”（转引自姚小平 1995：133）。分别开来讨论二者的作用完全是为了探讨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洪堡特语），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中，思维才真正起着主导作用和最终的决定作用。因此，对语言进行溯源其实就是探究思维的活动方式。从形式上看，中式英语留存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但其本质则是英汉两种语言世界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残留的“异质”成分即为汉语世界观的体现，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必然将其主观意念置入客观的知觉和思维过程之中，而“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参见姚小平 1995：135），这样，两种语言的交合必然会因世界观的不相容而产生变体形式。鉴于此，我们可以把中式英语的原初起因归结为中英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从二者的对比中阐述其产生的必然性。
在哲学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之中，中英各据一端，中式思维根植于儒、道、释的悟性传统，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直觉洞察和领悟；英式思维秉承古希腊先哲的理性思辩，强调逻辑推论。因此，二者在哲学上的反映就形成了一种对立，中国哲学注重物我合一，主客观统一，强调思维上的整体观；西方哲学则物我分明，主客观对立，注重个体思维。所以，在思想上它们表现为“万物与我为一”与“我为万物尺度”的对立。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汉英在语言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复制了思维方式的对立。悟性具有直觉性和形象性、主观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参见连淑能 2006），悟性思维的结果就是汉语遣词造句采用意合法，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以领悟达其意；理性具有抽象性、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特征，理性思维借助形式逻辑，采用形合法，注重形式结构协调，以分析达其意。上述例句的分析表明，中式英语是从意合出发，追求形合，其实质是两个反向运动的思维模式的暂时妥协。思维模式一旦成形就难以改变，它总是借助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尽可能完美地呈现出来，而语言的符号属性使其亦能跨语言呈现，这就是中式英语产生的必然性。因此，语际交流难免不受世界观的影响，外语学习者的最大困惑亦源于此，如洪堡特所言“掌握外语的成就之所以没有被清楚地意识到，完全是因为人们或多或少总是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甚至语言观带进了一种陌生的语言”（姚小平 1995：136）。
语言世界观以思维为界划分了语言的疆域，思维突破语言的疆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转变，而是自我转化，即外化载体的转换。中式英语正是悟性思维穿上了理性思维的外衣，是思维突破其固有语言疆域的必然表现。内在于认识主体的元翻译机制促进自我不断转化，使语言世界观不断以新的方式呈现。
3.2 存在的合理性——语言发展观
歌德曾经指出：“一种语言的力量不是要放弃外国的东西，而是要吞食它。”（转引自蔡新乐 2005：206）这种将“他者”化为“自我”的力量便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力量，对“外国的东西”的“吞食”就是吸收、含并，融入“自我”的统一体。这一过程显然是艰难的，生吞会导致消化不良的痛苦，细嚼又会有味觉上的不适。像“Long time no see”这样的异类绝对是稀罕之物。然而，语言是不能停步的，因为精神的运动生生不息，而且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有获取更多表现手段的冲动。正如洪堡特所说，“精神越是仅仅满足于运用形成的手段，它的创造本能和创造力量就越是趋于泯灭”（姚小平 1995：142）。一方面，语言是自足的系统，彼此独立；另一方面，它又是开放的系统，以维持生命力。支撑和推动语言发展的力量不仅源自内部，同时也借助外部。内部力量表现为语言系统的自我完善，不属本文的探讨范围，外部力量表现为语言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本文探讨的中式英语即是它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式英语反映了语言系统的两个特性——对内的同一性和对外的排它性。英语系统的内聚力表现在整体对部分的控制，部分必须顺应整体的要求，在形式上接近于其它部分，并以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所以汉语语言成分进入该系统时，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接受其关系网络的筛选。但关系网络不是一成不变的，系统的演变始于某一个部分的变化，因为部分的变化会导致与之关联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各个部分重新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平衡关系。中式英语在此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尽管初期会有“适存”之痛。汉语中的“纸老虎——paper tiger”、“丢脸——lose face”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其生硬的痕迹已被抹去，名正言顺地成了英语的正式成员。我们并不指望中式英语（特别是上述第一种形式）都能被英民族接受，但这种语用现象大量存在却是事实，而且流通量也非常惊人。语言的基础就是大量存在的言语活动，所以从语言发展的外部因素看，中式英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免费论文网 www.mianfeilunwen.com )
结束语
严格地说，中式英语是英语语言系统拒斥的语用形式，但其存在又不可忽视。从语言世界观来看，它是汉英交会必然产生的现象，其本质是汉语世界观的载体形式的转换；从语言发展观来看，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英语系统的关系网络的变化（平衡——破坏——再平衡）提供了动力因素。基于大量中国人之间使用英语这一事实，中式英语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生命力不可轻视，研究这一特殊语用现象对探悉语言发展和外语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翻译的本体论研究》M 蔡新乐 2005 上海译文出版社
[2]《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姚小平 199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 周志培 2003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4]《英汉习语对比》 M 郁福敏郭珊琏 199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5]《中式英语之鉴》M 平卡姆 2000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6]《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J 连淑能 2006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7期
语言学的发展
一、传统语言学
（一）古希腊语言学
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者就持有与“约定俗成派”相类似的观点。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马语言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 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 施勒格尔（1772－1829年） 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 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 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语法学派认为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没有例外，所谓例外是由于不同规律交叉运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维尔纳在18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问题，认为这些例外实际上是由于重音的变化所导致的。他的这种音变规律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青年语法学派还认为语音和形态的变化是由于类推所起的作用。他们强调对现代语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及其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并对同时代学者及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现代语言学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
（一）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
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
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
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
（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样。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是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说”的哲学观点。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原始状态只是白板一块，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小孩的语言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的。乔姆斯基认为“白板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通过反复训练之后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赞成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的“天赋观念”说，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一旦特定的语环境触发这一机制，小孩就自然能够获得某种语言。
乔姆斯基还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
乔姆斯基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一）古希腊语言学
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者就持有与“约定俗成派”相类似的观点。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马语言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 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 施勒格尔（1772－1829年） 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 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 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语法学派认为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没有例外，所谓例外是由于不同规律交叉运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维尔纳在18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问题，认为这些例外实际上是由于重音的变化所导致的。他的这种音变规律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青年语法学派还认为语音和形态的变化是由于类推所起的作用。他们强调对现代语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及其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并对同时代学者及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现代语言学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
（一）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
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
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
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
（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样。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是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说”的哲学观点。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原始状态只是白板一块，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小孩的语言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的。乔姆斯基认为“白板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通过反复训练之后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赞成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的“天赋观念”说，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一旦特定的语环境触发这一机制，小孩就自然能够获得某种语言。
乔姆斯基还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
乔姆斯基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哪些食物可“制造”肌肉 肌肉
哪些食物可“制造”肌肉 肌肉，你可曾听说过可以“吃”出来？以下食物就有这个作用。 蜜糖冰茶：Memphis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常吃这类粘稠食物的人体内葡萄糖含量可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较高水平。因为它帮助肝糖的储存，而肝糖是肌肉的能量来源。 肉排：肉排比其他蛋白质更能“制造”肌肉。同时肉排也可帮助提高体内促睾丸激素氨基酸的含量。睾丸激素能增强你的负重能力并锻炼更多肌肉。 杏仁：杏仁中含有大量的镁。Western Washington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增加镁的摄入增加的负重力要比服用placebo的效果强20％。 椰菜：椰菜中维生素C的含量在蔬菜中是最高的。半杯椰菜含有60毫克维生素C.研究发现补充维生素C的运动员训练后遭受的肌肉损伤比服用placebo 的运动员少。 糙米：与精米相比，糙米含有更多的精氨酸和赖氨酸。Houston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补充精氨酸和赖氨酸的人体内帮助肌肉生长的荷尔蒙比服用placebo的人要高21.5倍。 低脂冰激凌：不要完全拒绝巧克力，因为吃巧克力可补充镁。另外，你的二头肌、三头肌以及其他所有X头肌需要钙以正确执行神经传来的命令。而冰激凌可可提供钙，仅半杯冰激凌就含有63毫克钙。 ★更适合中国人长肌肉的饮食计划：）早餐（第一餐）：少量的牛肉或鸡肉 1只鸡蛋和3个鸡蛋白(白水煮） 1杯豆浆或脱脂牛奶 1个馒头（可加红豆腐） 1个苹果 第二餐：2个柿子 4个蛋 1个甜马铃薯 午餐（第三餐）：2碗米饭或3个馒头 200克牛肉或鸡肉 无脂或低脂 牛奶（超市里就有卖脱脂奶粉）或脱脂酸奶（很难买而且贵，不过有利于消化） 1个大苹 各类蔬菜（应人而意） 训练前（第四餐）：4个蛋白 1个甜马玲薯 1个柿子 1杯乳清蛋白+肌酸 （以蛋白摄入为主） 训练后（第五餐）：1个香蕉 半个西瓜或其它水果 1杯燕麦片如条件容许可改为宝莱的巨人增肌2000补给1杯 （以碳水化合物摄入为主。训练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机体就会动用肌肉中的蛋白质来为训练提 热量） 晚餐（第六餐）：1碗面条或米饭 鱼200G或虾 尽量少用油最好清炖或蒸 第七餐：1杯蛋白饮品（如条件容许） 也可以脱脂奶粉代替 这是我每天的饮食计划 ！！ 我2003年2月开始练健身 当时体重是60KG 卧推30KG 颈后推由25KG 深蹲60KG 杠铃弯举15KG 2004年4月 体重是80KG 卧推85KG 颈后推60KG 深蹲100KG 杠铃弯举40KG 臂围40CM 胸围120CM 2004年5月我参加了全国比赛 并进入10佳（不过是健身先生）更重要的是我见到了林沛渠 还和他合了影：）我坚信我也能练成他那样！！ 我说这么多只是想证明科学的饮食计划+科学的训练和合理的休息=成功：） 希望能给刚练健身的朋友提拱参考 我身高182 体重80KG 今年18岁 希望哪位老师能为小弟在训练和饮食上多加指点！！
健美训练什么是硬拉、深蹲、卧推、推举、引体向上
我是学体育专业的 对健美有一点兴趣 共同探讨 以下是我的答案 呵呵～～～～ 硬拉——分为直腿硬拉和屈腿硬拉两种，主要用于锻炼下背部即骶棘肌，是健美运动的基础动作之一。以直腿硬拉为例吧：（1）起始姿势——两脚开立，比肩稍狭。向前屈体，不要屈膝。两手用正、反握握杠，握距稍宽于肩。勿低头。 （2）动作过程——收缩下背部肌肉，把上体向上向后挺起，两肩尽量后移。最后，尽力收缩骶棘肌，静止一秒钟，再慢慢屈体向前，直到杠铃片几乎触及地面。如欲加大后背部的屈伸幅度来加大锻炼效果，两脚放在垫木上，杠铃放在地上。 （3）呼吸方法——上拉时吸气，放下时呼气。 （4）注意要点 两腿始终直立，膝部勿弯曲。意念要始终在后背部。动作平稳，用大重量，但又切勿过重。切勿突然用大重量。也可屈腿做这个动作，称为“屈腿硬拉”，对下背部的锻炼作用稍小，但有助于锻炼股四头肌。 深蹲——深蹲可以说是锻炼股四头肌的必选动作之一，几乎任何水平的运动员都是这样——甚至奥林匹亚先生。介绍一下：（1）起始姿势——站在深蹲架前，屈膝，两手握住深蹲架上的杠铃托在胸前肩上。向前走两步，两脚开立，略宽于肩，足趾稍向外撇，身体伸直 （2）动作过程——屈膝下蹲到大腿上面和地面平行或稍低，静止一秒钟，大腿和臀部用力使两脚蹬地，使身体回复到直立。按规定次数和组数重复再做。完成后，退回，把杠铃放回深蹲架上。 （3）呼吸方法——下蹲时呼气，起立时吸气。 （4）注意要点——在做整个动作的过程中，背部要平直，上体勿前倾，臀部不要后突，后腰要下塌，动作要稳定。 卧推——作为锻炼整个胸部肌群的主要锻炼手段，卧推又分为上斜卧推，下斜卧推和平卧推。下面以平卧推为例介绍：（1）起始姿势——仰卧长凳 将杠铃放在乳头上方 （2）动作过程 将杠铃垂直上举至两臂完全伸直，胸肌彻底收缩，静止一秒钟，慢慢下落。 （3）呼吸方法 上举时吸气，下落时呼气。 （4）注意要点 上举时背部、臀部要平贴凳面。 推举——这个我有一点糊涂，如果没写错，是“推举”的话，那就是上面的卧推；如果笔误写错了，那就是下面向你介绍的“腿举”：（1）起始姿势——仰卧在“腿举架”的底板上，蜷缩双腿让整个脚底顶住加重板的底面。 （2）动作过程——两腿用力向上蹬板，到两腿完全伸直，同时尽力收缩股四头肌。静止一秒钟，屈膝，让加重板慢慢下降到先卡定的高度。重复再做。 （3）呼吸方法——用力蹬板时吸气，回降时呼气。 （4）注意要点——仰卧时，臀部正对加重板的中心下方。蹬板时，整个脚底平贴住板底。 引体向上——作用于中背部（背阔肌）徒手即可练习的动作，注意保持正确姿势：（1）起始姿势——两手用宽握距正握（掌心向前）单杠，两脚离地，两臂身体自然下垂伸直。 （2）动作过程——用背阔肌的收缩力量将身体往上拉起，直到单杠触及或接近胸部。静止一秒钟，使背阔肌彻底收缩。然后逐渐放松背阔肌，让身体徐徐下降，直到回复完全下垂，重复再做。 （3）呼吸方法——将身体往上拉时吸气，下垂时呼气。 （4）注意要点——上拉时意念集中在背阔肌，把身体尽可能的拉高，上拉时不要让身体摆动。下垂时脚不能触及地面。可在腰上钩挂杠铃片来加重。 还有啊，这100分真难拿啊 呵呵～～～～ 所谓的局部训练，是相对全身训练的概念来说的。在健美运动的训练大多也采用局部训练——一次训练只专门针对几个甚至一两个部位进行练习。简单的说，比如你今天练了背，明天就练胸，后天就练腿——直到全身各部位都得到了相应的练习，再从头来，如此往复。 这样的好处是就是高效，给了肌肉充足的恢复时间：系统，绝对不会遗漏身体的任何部位。 需要多次数反复刺激的部位包括腹部肌群 前臂肌群 小腿部肌群，这是因为这几个部位再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用得多，抗疲劳能力强的原因。据我所知有的足球运动员为了提高腹部肌肉收缩的力量以提高射门的力量，每天练习仰卧起坐的数量是以千计的，当然这还是要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和训练中的感受。 腹肌的训练，个人推荐你选择每周至少练习5天，每天一次 每次4组 每组30次 组间休息<1min 都不负重的仰卧起坐练习，借不借助罗马椅一类的器械都可以。等腹肌的力量有所加强，个人的训练经验也更加丰富了再逐渐引入负重练习以及其他练习腹肌的的如悬臂举腿一类的动作。
硬拉的本质及其它杂念
硬拉的本质及其它杂念hetian(2005-12-15) 前些日子发的关于硬拉和深蹲得帖子，至今还能收到零星反馈，既有说我的方法好的，也有说我的方法不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对大重量训练法则的论述已经很多，不想再重复，如果你对大重量训练仍有疑问的话，那就看看职业选手的训练方法：他们的训练手段和你有不同么？他们有更先进的方法替代传统训练方法么？你弯举，他们不做弯举么？对的，你怎么训练，他们就怎么训练，除了在使用重量上有所不同以外。训练重量上不去，吃药都是白搭，类固醇的恢复作用功能强大，你练都没练透呢，用类固醇还有意义么？其实外刊我也看不少的，比如MD等，觉得这些刊物上同样是精华糟粕并存，很多东西要结合实践才有意义，不是老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前几天石瓦性格君称世界挺举之王的深蹲成绩只有295公斤，对此我的确表示怀疑，因为这个苏联选手的挺举成绩已经超过了260公斤（大概是这个数字，具体还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如果常规深蹲只有295公斤的话，他的挺举成绩个人认为是不可能超过250公斤的，他用295公斤进行训练时有可能的，但他的终极成绩不可能是这个数字。大家有过训练经验，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常规深蹲295公斤的人前蹲重量是多少呢？我的深蹲最好成绩是220公斤，但前蹲最好成绩也就是140左右，以此类推，那个苏联冠军如果真的只能蹲起295公斤，那么他的前蹲成绩大概应该是多少呢？前苏联搞的是专业体制的体育，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体育为国家政治增光添彩。石瓦性格兄的文章是大约在1987年前后发表的，我有没有理由怀疑苏联体育当局隐瞒了本国运动员的真实训练水平呢？在和多里安2000等论坛力量高手进行了切磋后，我们的一致观点是：挺举超过200公斤的举重运动员，其深蹲水平不可能低于300公斤。力量的进步根本在于训练方法和动作的正确性，我所提出的提高力量促进肌肉增大的训练方法是为有一定训练基础的朋友设计的，我本人在实践这套方法时感觉不错，所以就整理出来了，但近来论坛上不少朋友对大重量基础训练法则抱有相当的怀疑态度，很多人在硬拉后都发出了“腰疼得厉害”的喊叫。听完这些哭诉，我的确没办法再继续说下去了：连硬拉动作的正确性都掌握不了，谈何进步？谈何大重量？最后的结果就是：想提高硬拉成绩，就别练硬拉。这篇文章写得很中肯、分析的比较透彻，但关键问题是：硬拉伤到腰的人，他们能理解其中的味道么？在我们这里，深蹲的时候在杠铃上垫毛巾的、硬拉完了腰疼的朋友还很多，希望大家有时间多补补基础这一课，盲目照搬照抄是许多健美初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错误，健美要循序渐进，你的终极重量不是以受伤为代价的。各项力量训练项目在150公斤以内，扎腰带、带护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别老在这里谈论所谓伤害，天天嚷嚷受伤的人很多不知道受伤到底是什么感觉，根本没体会过肌肉撕裂后的久治不愈和痛苦，建议朋友们还是少些自恋多些务实，用正确的分析获得高手的好经验是最根本的。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硬拉动作的基本要领，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双手中握距抓住杠铃（双手可一正一反持杆），身体重心下放，双腿略有弯曲，上身保持向上姿态，抬头，腰部保持挺直状态，要在腰部上吃住力，然后开始硬拉：发力从小腿开始，后脚跟仿佛要把地板踩穿，同时大腿伸直，双手死握杠铃，大腿伸直的同时上身也开始向上运动，通过全身配合最终完成硬拉动作，在整个动作完成过程中，腰部始终保持收紧状态，不能弓腰。硬拉号称是上半身的深蹲，没有硬拉，就没有厚度没有围度没有宽度！没有硬拉，你的斜方肌、背阔肌、股二头肌、肩、胸、腹都不可能真正地强大起来！硬拉刺激着人体身上的每块肌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大重量练习硬拉！ 谈了许多训练，方法就不多说了，这是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在同一个健身房训练，劝朋友们平时多注意观察和学习，但学习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而是要结合自己的训练水平挑出对自己有益的精华，石瓦性格君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他就是一个很舍得动脑子的人，只是不知道他的训练水平如何，希望有机会能有幸和他一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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